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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默不一定是金 有时候，打破僵局的第一句话往往非常难以说出口，但你应该谨慎思考，一直和对方冷战而不愿与其沟通的後果为何？如果你不适时为自己的利益或意见发声，你是否会因此错失良机，反而损失更多？因此在必要时候，你应该拿出你的自信来，鼓起勇气与对方进行一场和平的沟通谈话吧！ 2. 用「而且」(and)来代替「可是」(but) 例如，你的夥伴想将大部分的预算运用在行销活动上，但你担心这样的作法可能会使整个团队没有额外的预算来招募新成员。这时，你与其说：「我知道你要把钱用在行销活动上，可是我们也要招募新成员！」倒不如换成：「我能理解你想将预算花在行销活动上，而且我们同时也需要一位新成员，因此……」改变看似不大，但前者的说法会让对方感觉你贬低且拒绝了他/她的想法，而後者的说法较像是你在衡量整体利弊过後所提出的改善建议，而能与对方的想法进行相互协调。 3. 使用「假设说法」 当你要出言捍卫自己的意见，又不希望听起来像是在否定他人的想法时，你可以尝试使用「假设说法」。例如，如果你想表达「你对新产品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你完全忽视业务部门的运作模式」但又不希望如此直接时，你可以选择提出假设问题：「那你认为我们的业务部门会如何贩卖这项新产品呢？」藉由把问题丢回去，让对方能就其原本的想法去解释，说不定他/她早已构想出解决方式，或是会自己发现这个想法的缺失。而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并未与对方正面冲突，而且也给对方「你正在帮助他/她更完善这个想法」的感受。 4. 不要使用绝对性的字眼 人并不是只有单一面向，因此在冲突时脱口而出「你总是这麽不切实际！」丶「你从不为团队付出心力！」这样妄下评断的话语时，只会让人火冒三丈，进而拒绝接受你的任何建议。相反地，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已经发生的事实之上。例如对方时常迟到，你就可以选择这样说：「你最近几次都迟到超过半小时。」而非「你每次都迟到！」 5. 问对问题，直到深入核心 在你还不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机之前，贸然地对他/她的想法做出评论，通常只会火上加油，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受尊重与被轻视。与其直白地指出每个缺点，不如试着询问：「为什麽你选择采取这种方式？」丶「你希望达成的目标为何？」不仅能让对方有机会好好阐述内心真正的想法，同时他/她也会因此对你产生信任，因为你希望能更了解他/她的想法。 6. 提出解决方式 如果你只是批评或拒绝某个人的提议，而不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在故意和对方唱反调。你可以试着这样说：「你的想法很不错，但可能有几个潜在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去解决那些问题……」如果你能顺道提出一个实际的方式，来解决眼前问题或对方想法上的缺陷，这会让你展现出「你是希望与对方携手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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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报告新增病例仅64例，是近一个月来最低的单日增量，尽管其他国家的每日新增感染数以千计，对医疗体系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意大利每天有数百人死亡；韩国一天的死亡人数不超过8人。 韩国是两个发生了大范围疫情并压平了新增病例曲线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中国。韩国做到了这一点，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对言论和行动的严格限制，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采取对经济造成破坏的封锁。 随着全球死于该病毒的人数激增至1.5万人以上，各国官员和专家正在仔细研究、总结韩国的经验。这些教训虽然不容易，但看起来相对简单并可承受：迅速的行动、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以及必不可少的民众支持。 然而，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并未效仿韩国的做法。有些国家开始对仿效它的做法表现出兴趣——但只是在疫情加速到无法在短期内控制的程度之后。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öfven)都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请求提供有关该国措施的详情。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对韩国表示赞赏，证明遏制这种病毒虽然很困难，但“是可以做到的”。他敦促各国“借鉴韩国和其他地区的经验”。 韩国官员则谨慎表示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当疫情继续在国境之外肆虐的时候。尽管如此，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仍多次将韩国视为榜样，他在Twitter上写道：“韩国的经验表明，新冠病毒可以用巧妙而积极的公共卫生政策击败。” 经验1：在变成危机之前迅速干预 在1月下旬该国首例确诊仅一周之后，政府官员会见了多家医疗公司的代表。他们敦促这些公司立即开始开发可批量生产的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并承诺给予紧急审批。 在两周内，尽管确诊病例仍保持在两位数，韩国每天有数万个检测试剂盒发货。该国现在每天生产10万个检测试剂盒，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与17个国家的政府就检测试剂盒出口进行谈判。 官员们还迅速在大邱市采取了紧急措施，大邱是一座拥有250万人口的城市，传染病通过一座当地教会迅速蔓延。“韩国可以在不限制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应对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主要传染源来自教堂聚集，”向政府提供冠状病毒应对建议的流行病学家奇牡丹（Ki Mo-ran，音）说。“如果稍晚一点知道，情况可能会更糟。” 与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韩国人在2015年暴发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导致38人死亡后，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将冠状病毒视为国家紧急事务。 冠状病毒的潜伏期被认为是五天，之后通常在病毒传播性很强的时候出现一段时期的轻度症状，可能被误认为是感冒。这种模式会在暴发变得明显之前造成一两个星期的延迟。表面看上去只有几例病例，实际上可以是上百个；上百个病例可能背后有几千个。 “该病毒的这种特征，导致传统的强调封锁和隔离的应对方式无效，”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利（Kim Gang-lip，音）说。“一旦到来，旧方法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 经验2：尽早、勤密并且安全地进行检测 韩国检测冠状病毒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使得许多人在感染后不久就可以被隔离并治疗。该国进行了超过30万次检测，人均检测率是美国的40倍以上。“检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以及早发现，最大程度地减少扩散，并且可以快速治疗被病毒感染的人，”韩国外交大臣康京和(Kang Kyung-wha)告诉BBC，称检测是“我们的低死亡率背后的关键”。 尽管有人说韩国是躲过了流行病之劫，但数千人被感染，而且政府最初被指责为松懈大意。采用检测的方法是为了扭转已经发生的疫情。为了避免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官员们开设了600个检测中心，旨在尽量多而快地筛查患者，并通过尽量减少接触来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在50个免下车站点，病人在自己的车上接受检测。他们要填写一份问卷，进行远程体温扫描和咽拭子采集。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检测结果通常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出来。在一些候诊中心，病人进入一个类似透明电话亭的房间。卫生工作者使用安装在房间墙壁上的厚橡胶手套进行咽拭子检查。 无休无止的公共信息敦促韩国人，如果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人出现症状，就应当去做检测。来自国外的旅客需要下载一款帮助他们自我检查症状的智能手机应用。办公室、酒店和其他大型建筑经常使用热成像摄像机来识别发烧的人。许多餐馆在招待顾客之前会检查他们的体温。 为了避免医院和诊所不堪重负，官员们开设了600个测试中心，旨在对尽可能多的人进行检测。 经验3：接触者追踪、隔离和观察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工作者就会追溯患者最近的活动，从而发现、检测（如必要还会隔离）患者可能接触过的任何人，这一过程称为接触者追踪。 这使得卫生工作者能够及早识别可能的传播网络，将病毒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就像外科医生切除恶性肿瘤一样。在MERS疫情期间，韩国开发了积极追踪接触者的工具和做法。卫生官员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 “我们像警探一样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奇牡丹说。“后来，我们修订了法律，在应对传染病危机时，将社会保障置于个人隐私之上。”由于冠状病毒疫情规模太大，无法对患者进行如此密集的追踪，官员们更多依赖大规模群发信息。 一旦发现新的病例，韩国人的手机就会震动，发出紧急警报。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每小时、有时甚至是每分钟都在详细报告受感染者的出行时间表，包括他们乘坐的巴士、上下车时间和地点，甚至他们是否戴口罩。认为自己可能遇到病人的人会被敦促到检测中心报到。 韩国人普遍认为，失去隐私是一种必要的交换。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必须下载另一款应用程序，如果病人冒险脱离隔离状态，它会向官员发出警报。违规罚款可达2500美元。 通过及早发现和治疗感染，并将轻症患者隔离到特殊中心，韩国做到了把医院全部留给重症患者。该国的病死率只有1%多一点，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之一。 经验4：争取公众协助 只靠卫生工作者或体温扫描仪来跟踪每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人们的日常参与。 卫生部副部长金刚利说，国家领导人得出结论，要想控制疫情，就必须让民众充分了解情况，并请求他们的合作。 电视广播、地铁站公告和智能手机提醒会不断提示人们戴上口罩，指示人们如何与他人保持距离，并通报当天的传染数据。这样的信息灌输了一种近乎战时的共同使命感。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政府的努力，他们信心高涨，很少恐慌，很少有人囤积东西。 “这样的公众信任带来了高度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合作，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努力，”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李泰镐(Lee Tae-ho)本月早些时候对记者说。官员们还认为，该国保障大多数医疗服务的国有化医疗体系，以及覆盖与冠状病毒相关费用的特殊规定，让没有症状的人也有更大的动力去接受检测。 韩国模式可以复制吗？ 尽管人们都在关注韩国的成功，但它的方法和遏制手段并不复杂，也不昂贵。该国使用的一些技术非常简单，比如专门的橡胶手套和棉签。在疫情比韩国严重的7个国家中，有5个都比它更富裕。 专家指出，效仿韩国有三大障碍，都与成本和技术无关。 其一是政治意愿。在疫情尚未发展成危机之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犹豫是否要实施严苛的措施。 其二是公共意志。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受到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反弹困扰的西方民主国家。 但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奇牡丹说，对于深陷疫情的国家来说，要想像韩国这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中国付出经济停滞的代价，扭转了湖北省首次暴发的灾难性疫情，该省的面积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 韩国的方法可能会对美国有所帮助，但“我们可能失去了达到韩国那样的结果的机会，”前FDA局长戈特利布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意大利所承受的那种悲惨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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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国际旅客可能会引发第二波冠状病毒感染，中国周四晚间宣布，暂停几乎所有外国人入境，并且几乎暂停所有国际客运航班。宣布此消息之前，中国官方数据表明，病毒在该国的国内传播已几近停止，但该国正在努力应对越来越多的海外感染者。 中国外交部周四晚间宣布，从3月28日零时起，将不再允许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在各国政府努力减缓冠状病毒传播之际，该声明是世界上实施最全面的国际旅行禁令之一。病毒在全球已造成50多万人感染，并导致2.2万多人死亡。 其他实施旅行禁令的领导人，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往往允许来自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继续进出，虽然他们限制了大多数其他入境者。1月31日，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也豁免了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中国更为严格的旅行禁令只有少数例外，主要是外交人员。 外交部建议其他仍需前往中国的人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新签证。外交部表示，新签证将被视为“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外交部补充说：“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疫情，参考多国做法，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中国民航局另行发布公告，命令每家国内或国外航空公司每周只能运营一班进入中国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周四早些时候在北京对记者说，现在来中国的人中有90％是回家的中国公民，而航班的急剧减少将使他们更难回家。甚至在最新措施发布之前，最近几天北京已经在试图阻止海外华人回国。 政府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坚持要求新入境的旅客必须进行14天强制隔离，并支付隔离期间酒店客房的费用。北京还威胁 说，中国错综复杂的、由政府运营的医疗保险体系，可能无法涵盖在海外感染的冠状病毒病例。 几乎所有进出中国的国际旅客航班的停运，将使其他国家更难以从中国进口供医护人员使用的N95口罩、一次性外科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世界上大约一半的航空货运通常是通过客机腹舱运输，其余的则是通过货机。 此前，飞往中国的航班大量取消，造成了过去两周航空货运能力的严重短缺。大多数中国工厂已经重新开工。该旅行禁令将使其他国家从中国获得医疗装备的难度大大增加。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预订可用的货机空间，以便迅速补充通常依赖船舶的供应链。北京为了控制病毒，之前对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在中国的许多制造业被关闭的四至六周内，许多供应链都已空置。 国际旅行禁令的效果存在争议。特朗普总统的禁令影响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旅行，他周三表示，尽管许多卫生顾问反对他的禁令，“但如果不这样做，将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 整个2月，特朗普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一直遭到中国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多次呼吁取消该禁令。许多有钱的或有政治背景的中国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有的甚至是高中。旅行禁令扰乱了他们的教育。 但在过去一周，随着该病毒在美国迅速传播，并开始向包括纽约、西雅图和旧金山在内的国际旅游城市蔓延，返回中国的航班已爆满。罗照辉说，最近几天回来的中国护照持有者中有40％是留学生。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早些时候表示，周三官方通报的全国所有67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感染者，前一天通报的47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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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状病毒危机来临之前，我曾考虑写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鉴于这种全球流行病，很明显，无论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非虚构类作品，都要先放下。现在有“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完全掌握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是什么样，但以下是我正在关注的一些趋势。 未知的未知。 我在2004年写了关于世界互联日益增长的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从那时起，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平，相互联系更多了。真是的，当我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Facebook才刚刚上线；Twitter还只是个拟声词；“云”仍在天上；4G是个停车位；LinkedIn是个监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application是你寄到大学的申请信，Skype是错别字，Big Data是说唱明星。以及iPhone还只是乔布斯的业余兴趣项目。 所有这些连接工具——更不用说全球贸易和旅游业——在2004年呈爆炸式增长，并实实在在地将世界连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星球如今不仅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融合的。 这带动了许多经济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麻烦会比以往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更不费力。因此，一个充斥着病毒的蝙蝠在中国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只哺乳动物被拿到武汉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出售，它又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一个中国食客，几周之内，我这里的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门了，而我要与贝塞斯达的每个人保持六英尺距离。 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病毒危机远远没有结束的原因。对此，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告诉我：“过去几周的大流行病，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所有环环相扣的系统正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关闭，而这些系统都有自己的反馈回路。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混乱后果，例如医护工作者找不到照看他们孩子的地方。 指数的力量 人类大脑最难领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脑理解不了假设我们现在不采取封闭措施的话，美国的500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所面临的指数威胁，这是个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能理解的方法。它也是比尔·乔伊建议的：“这种病毒就像是一个日息25%的高利贷。我们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日子）。然后我们虚度了40天的光阴。现在我们欠的债已达到7500美元。如果我们再等三周才还债的话，我们欠的钱将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尽可能地检测每个人至关重要。输掉这一仗，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数量，与美国治疗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数量。如果第二个数字能在病毒感染达到高峰时容纳第一个数字，我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除了要应对大流行外，还会陷入一场混乱。 指数好的一面 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最终拯救我们的指数：摩尔定律，这是英特尔(Intel)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随着每个芯片上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稳步增长，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为了解释摩尔定率能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变得更好、更智能、更快，英特尔的工程师用1971年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为例，试图计算如果该车能以芯片自1971年以来的指数速度提高功能的话，它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英特尔工程师最乐观的估计是，今天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时速会达到每小时30万英里，每加仑汽油能让它跑200万英里，而每辆车的价钱只要4美分。 这是指数的力量在工程上好的一面，这可能也是那种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新冠病毒的治疗和疫苗的指数的力量。 印度班加罗尔的独立研究机构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主任尼廷·帕伊(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上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以及疫苗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使这些过程有了类似摩尔定律的周期。最近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到H1N1、埃博拉、寨卡病毒，直到现在的新冠病毒，将推动更多的人才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 但它足够快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公共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艾滋病或疟疾的疫苗，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这两种传播广泛的重大疾病作斗争。科学将发展到我们能在匆忙中开发出新疫苗的阶段，这肯定没问题。问题是，这种工作仍非常、非常难。” 这个大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我很肯定，有个笑话是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讲的。他们用这个笑话来责难深层政府、政府官僚，并引发观众捧腹大笑：“你好，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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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日本2020年度预算在参议院本会议表决通过，当即成立。一般会计财政支出总额比2019年度初始预算增加1.2%，为102万6580万亿日元，连续8年创历史新高。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将把计入的5000亿日元预备费用作今后制定的紧急经济对策的财源。 一般会计财政支出总额连续2年超过100万亿日元。占总额35%的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费增加5.1%，为35.8608万亿日元，推高了整体财政支出。除了伴随着老龄化的社会保障费自然增长外，还加入了运用2019年10月消费税增税收入的教育免费化以及向低收入者发放现金补助等措施。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作为已经制定的第2轮紧急应对措施的财源，从2019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出2800亿日元使用。今后制定的经济对策首先将使用2020年度预算中的5000亿日元预备费。 随着2020年度预算获得通过，日本政府将着手制定2020年度补正预算案。将把补正预算和2020年度预算年度预备费作为经济对策的财源。 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举行前，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对2020年度预算进行了总括性质疑，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对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必须采取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相抗衡、充分且强大的经济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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