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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会说，历史怎么可能会倒退，曾经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是明白人了。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难道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 堀（音同窟）田江理这本《日本大败局》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 事实证明，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 1 把球踢给东条英机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高层是一批投降派文人，应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明治维新后，陆军军人暗杀、政变被涂上悲壮色彩，因此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 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其实含有恶意：你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你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2 和平的机会就这么错过 把东条英机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难，他当然明白，跟美国开战是找死，但对当年吹过的牛逼，总要有个交代。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3 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4 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 5 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 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 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酿成灾难。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 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 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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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你的义务，负责任 光靠脑子规划你的事项是不够的，你必须在你的行事历上清楚写出时间丶要办的事项。规划行程就像和重要的客户聚餐一样，你不但要事先规划好，更要执行它。下载一些行事历app，并在通勤时刻中将未来一天丶一周的代办事项填进去，是许多成功人士每天的习惯。 惰性，让我们在规划事情上往往会陷入「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的心态，而不是「自己必须先做的事」的心态。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们认为事情都能依照自己的「选择权」去做，反而不会「强迫」自己先完成重要的任务。建立责任心，可以让我们用认真丶不马虎的心态去做事情。 2. 有效率 简言之，效率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尽力将一个任务做到最好。要达到效率，首先你得确认丶预估这项任务会花多久时间；再来你要确保即使缩短时间，这个任务依旧能有一样的成效丶结果。身边一位同事，正为着延揽新旧客户而伤脑筋，「要分别和每个人约时间见面实在让我分身乏术。」他这麽认为。但自从他将见面时间从1个小时缩短至40分钟後，现在他每天都多出了80分钟。 所以除了要规划事情，你也需要预估每件事所需时间。懂得掌握时间，并让你的任务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你就会变的更有空。 3. 专注 使我们减少效率的敌人还有──分心。就现今社会来看，要保持专注看似是件难事。或许在事前你已经规划好了，但最终扼杀你效率的原因，可能是你心不在此，或是一通电话丶一则讯息。所以保持让自己心态待在「当下」，专注於眼前的任务，都能减少分心的可能。 首先，远离那些和眼前任务不相干的事物，如果你的手机丶网路或你身旁的人，都与现在的任务无关，那就请关掉他们。再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缺乏注意力的人，不妨用手机设定时间，每隔十分钟便响铃或震动来提醒自己，专注在任务上。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这个方法来提升效率，不妨考虑使用The Action Machine。 不需要专家，我们也能达到效率，前提是我们拥有专注力丶责任心，以及事前的规划。在该做的时间就去做，别再用藉口拖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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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说出意图 当有工作上的需求，要向朋友请教关於他工作专业的事情时，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意图。最糟糕的情况，是和朋友碰面时，让对方以为你们出去只是单纯地聊天叙旧丶小酌一杯，最後却又发现原来是想要请他在工作上提供协助。朋友可能会来不及反应，甚至可能会认为接下来的所有邀约，都是有目的的。 建议可以事先传讯息给朋友或者是寄email，直接开门见山地向朋友表达自己的疑问与请求。这样的方法看起来有些正式，但这样礼貌性的预先告知，将会使之後的见面会谈更顺利。 2.选择性的说出需求 若是太常寻求朋友的帮助，最终只会导致朋友认为这是在利用彼此之间的交情，而非真正地在经营友谊。建议要在适合的时间点好好善用彼此的关系，在提出要求之前，必须要先思考上一次请求朋友帮助是什麽时候，如果时间是最近的话（像是两丶三个星期之前），那最好的办法，还是另外寻觅其他朋友来协助会比较理想。 3.做些吃力耗时的工作来回报 当向朋友请求帮助的时候，若能让朋友越快点头答应当然是最好的，这时候可以试着多帮朋友做一些吃力辛苦的杂事，或是需要耗费时间的工作，减轻朋友的工作负担。假使今天要请朋友介绍一位朋友专业领域的联络人，可以事先打好范本，以方便朋友可以复制到他的介绍信并直接寄出，表现出自己的专业与诚意，不要让朋友觉得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并且之後也会更愿意提供这样举手之劳的协助。 4.即使是朋友，也不要越线 在工作场合与朋友谈工作，当然会比与其他不认识的负责人来得轻松，但是也千万要注意不要跨越界线。例如，绝对不要要求朋友来吹捧自己，过度帮自己的工作能力背书，或是撰写不符合事实的推荐信。 此外，也不能要求朋友做一些会让他们感到为难的事情。举例来说，若朋友的公司是禁止直接上交推荐信函给主管，那就不应该要求朋友做这件事情，不能为难朋友一定要替自己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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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特朗普（Mary Trump）的新书题为《太多而永远不够：我的家族如何制造出了全球最危险的人》（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原计划于7月28日发行，但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6月30日），一名法官批准了该家族另一成员罗伯特·特朗普（Rober Trump）对本书限制令的申请。罗伯特为玛丽·特朗普的叔叔，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弟弟。 玛丽·特朗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立即提起上诉。她的律师布托斯（Ted Boutrous）表示，“虽然初审法院的临时限制令只是暂时的，但这仍然是对核心政治性言论的事先限制，这种限制完全违反《第一修正案》”。 布托斯称，这本书直面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涉及一名面临选举年的在职总统的重要性，“一天都不应该被打压”。 该书由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发行，在发布之前已经在亚马逊（Amazon）畅销书榜单位列第四。针对这本书的下一场听证会计划7月10日在纽约州达奇斯县进行。 玛丽·特朗普今年55岁，她是特朗普兄长小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 Jr）的女儿，弗雷德·特朗普于1981年已经去世。 她的书中计划将揭露“一场关于创伤与破坏性关系的噩梦，以及忽视和虐待的悲剧性结合”。 罗伯特·特朗普的律师哈德（Charles Harder）对判决结果表示欢迎。哈德称玛丽·特朗普及西蒙与舒斯特的行为“的确应受谴责”，表示他们期待对这一案件积极进行诉讼，将从法律上就玛丽·特朗普违反合约及西蒙与舒斯特故意干预合约造成的巨大损失寻求最大程度补救。 “如果没有采取可以立即停止他们过分行为的正确做法，我们将对这个案件追究到底。” 特朗普总统曾在6月初表示，他侄女出版新书违反了她签署的保密协议。他对美国媒体Axios表示，“她写书是不被允许的”，并指该保密协议“覆盖所有方面”，“非常强大”。有报道称，特朗普提到的保密协议为玛丽·特朗普在她父亲去世后因父亲遗产纠纷而于2001年签署的法律文件，有效期为20年。 回忆录有何内容？ 这本书原计划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几周前与读者见面，特朗普将在此次大会上接受党内提名，寻求第二任期。 有报道称，书中披露了玛丽·特朗普为《纽约时报》针对特朗普个人财务问题调查报道提供机密文件的过程。 《纽约时报》针对特朗普的这一独家调查报道曾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报道指出，特朗普参与了“欺诈性”税收项目，并从其父亲的房地产帝国中获得巨额收益，价值等同于今天的4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及白宫均对针对特朗普涉嫌欺诈及逃税的指控予以否认。亚马逊网站上一条关于此书的宣传文案中写道，玛丽·特朗普将阐明她叔叔是“如何变成现在威胁全世界健康、经济安全及社会结构的那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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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依然汹涌澎湃，但仍无法阻挡城市魅力。据东京都估算，截至2020年5月1日，这座城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有关报道说，即使在疫情中，这座城市人口仍在增长。我们知道，此前数十年间，日本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都在设法阻止“东京一极集中”，但上述事实粉碎了此前各种限制东京人口的行政努力。也许，东京人口又创新高，这并非东京的胜利，而是城市的胜利。 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曾写过一本名为《城市的胜利》的书，这本书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发明让我们富裕，智慧、绿色、健康以及幸福。9年前，全球化、城市化仍在高歌猛进，格莱泽的著作不但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2011年非虚构类最佳图书，而且还在次年被翻译成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影响广泛。 一部人类文明史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宏大的城市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尽管在人类通往文明的路途之中，疫情从未远离城市，任何古老城市，都曾经历各种疫情困扰。不过，尽管城市风险及不确定性明显大于乡村，但这并没有阻挡人类不断向城市集聚的滚滚洪流。 但是，难道在疫情当道的今天，以及不可确定的未来，我们仍可宣称城市取得胜利吗？今天，相对于乡村、小城市来说，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面临的困难更大，许许多多全球超大城市仍在面临更多的死亡威胁。此外，那些巨大城市的行政效率以及医疗能力，似乎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这不能不让许多人对城市感到失望。 2020年新冠病毒将全球数十亿城市居民禁锢在家，严重降低了人类生活质量。这场巨大疫情让许许多多的人对大城市生活价值产生怀疑。6月中旬，北京重现大规模疫情，一个农贸市场，让整座城市重陷紧张。同期，东京解除紧急状态后疫情也出现反复。而在美国许多城市，感染人数重新上升。城市的巨大以及内部的复杂性，让城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曾实行一种“逆城市化”政策，建立户籍制度，区分农村城市户口，限制城市人口。这种政策造成社会分裂，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不仅放弃“逆城市化政策”，而且刻意发展大城市，在短期内创造了十余座1000万级人口城市。今年5月下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5%，今天，中国政府仍在推进若干巨大城市群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askia Sassen是一位城市问题学家，她的《全球城市》（1991年）主要研究了纽约、伦敦以及东京三座“全球城市”。她所说的“全球城市”，不单是拥有众多跨国公司，更重要的特征是全球金融企业集聚，全球高端人才集聚以及全球信息高度集散。此外，她还指出，全球文化即“舒适性”（amenity）对“全球城市”也不可或缺。 任何城市繁荣，都离不开城市对其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在拥有自由的城市，居民享有人身安全，契约自由，贸易自由。保障一座城市繁荣，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也可以通过城市自治方式。后者成本更小，也更具有持久性。“全球城市”治理须依靠法治，而不能依靠强制。在“全球城市“中，不但人财物自由流动，信息、思想也同样可以自由交换。 最近，东京解除紧急状态。尽管如此每天仍出现十数名乃至数十名感染者。但东京并未采取强制回归“紧急状态”。面对瘟疫，人类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限制人的移动自由，强制隔离。这种方式的确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在使用。毫无疑问，强制隔离行之有效，但对任何城市来说，“隔离”应是非常、最后的手段。在疫情初期恐慌过后的今天，人类正在探讨一种与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方式。 今天多数人认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但Saskia Sassen则认为，迄今为止任何“全球城市”的发展，都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妥协的结果。尽管现代国民国家全力以法律、教育以及经济政策，尽可能在领域内造就均质国民，构筑国民经济。但另一方面，国民国家也在通过对全球化力量提供合作巩固自己的地位。正是因为国民国家与全球化力量的这种巧妙合作，造就众多“全球城市”。 在新冠病毒时代以及今后，如要让“全球城市”具有持久活力、魅力，这就需要制定一个系统而可持续的方案。如何让城市能够集聚全球专业精英，如何让城市成为全球信息集散地，如何让城市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如何构筑城市的舒适性无疑都是重要项目。但同时要记住，一座城市必须是正义的。因为一个缺乏正义的城市必定是没有魅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疫情之下如何保障城市自由？关于大数据、AI在城市安全、防疫方面的应用，历来存在对立观点。但人类将会在技术革新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找到一个合理的妥协。目前全球超大城市已经展开一场智慧城市竞争。日本内阁负责推进智慧城市计划，而日本经产省已经收集了40个城市300余智慧城市的事例以期推广。今年5月27日，日本参院通过“超级城市法”，准备以AI技术创造“未来城市”。当前中国城市已启动深度城市化政策，以智慧城市突破疫情对城市的困扰。中国出现许多地方城市“智慧城市”试点，成果令人瞩目。 我们很难预测城市未来能否继续取得胜利。回顾历史，早期城市的繁荣、自由的保障，依赖于城邦法治以及法治下实行自治。但在领域国家时代，城市地位发生变化。在此前提下，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合理妥协对城市繁荣、自由十分重要。因为一种好的妥协，既可维持领域国家的主权，同时也可以维持城市的自治与自由。如果领域国家与城市都足够聪明，它们将会在这种原则之下找到一种平衡。如此，城市繁荣以及自由将可能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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